全国人大会议使用电子表决器，始于1990年3月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也就是说，1989年制定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时候，全国人大尚没有使用表决器，因此，不存在一个表决器发生故障的问题，现在的议事规则也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规定。
《民法典》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与不依法履行职责从而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的，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02、1003、1004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同理，救济既是对公民法定权利的保护，也是对政府法定责任的追究。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宗旨之一，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与公序良俗、绿色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有机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无论是私法还是公法，都是以关爱人和保护人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公民而言，救济与权利相伴随。虽然我国在诚信政府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短板，仍然存在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账、政府不兑现承诺、政府发布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等现象。
七是政府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维护公民权益或公共利益。如经营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许可等。改革取代革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和热词。
可以预见，一个相对稳定的宪法时代即将到来。《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序幕。随着改革的深入，宪法规范滞后于改革现实的局限性日趋明显，只能追随改革进程，被动确认改革成果，为改革背书。只有在宪法框架下，用以不变应万变的宪法技艺推进改革，才能凝聚共识、增强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确保改革的有序进行。
《物权法》（草案）因是否违反社会主义原则而引发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一方面是解决已有改革的合宪性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当原有规范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束缚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运行时，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从宪法上清除相应的障碍。
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改革成果，肯定了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回应了改革的宪制需要。整体来说，八二宪法作为改革的产物，带着改革的烙印，体现了改革的精神。《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有关国家指导思想的规定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容忽视。二、确认改革成果的宪法 改革时期的常态是改革的设计跟不上改革实践。
简言之，任何改革都必须致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因为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宪法所确认的只能是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已经争得的虽然是巨大但却是初步的成果。三、引领改革方向的宪法 改革成果之载入宪法，已经蕴含着宪法的权威性。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定的八二宪法，仍然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只能通过不断修改，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
法律系统逐渐独立于政治领域，成为一个专门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改革与宪法存在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矛盾对立。（5）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
符合宪法的改革首先应当是坚持宪法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的改革。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举措并举。这种突破宪法搞改革的做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让敏锐的学者意识到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并用宪法的无形修改予以阐释。这些均说明，八二宪法虽然以五四宪法为基础，但其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至1982年的历史反思与重大抉择。第三，通过健全宪法解释机制、完善备案审查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及时回应改革与宪法的冲突，确保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统一。借用毛泽东评价他国宪法的话说，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
改革作为一种变动着的政治现实，在后发国家具有强大的正当性，时常冲击着宪法规范的涵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要推进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又要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需要国家在全局视野下进行顶层设计。
强权≠宪法被公认为是宪法学的金科玉律。横亘在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之间、转瞬即逝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保持了浓厚的革命色彩，其合法性基础还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宪法就将会脱离实际，从而无法贯彻实施。实际上，八二宪法以及迄今为止的五次修改都是改革的阶段化产物。这些表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宪法与改革的关系，然而却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下及未来的改革与宪法的关系。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改革与宪法交互影响。这是一种告别过去、开启未来的宣示。
所以，八二宪法又被称为宪法的重建，其颁布成为我国宪法历史的分水岭。同时，在重大改革决定中应明确表示依据宪法，说明重大改革的宪法依据，维护改革决策的合宪性。
这场转变的根本意义在于国家政制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型，推动整个国家从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变为改革的样板。这种明确宪法宗旨的做法是八二宪法区别于之前三部宪法的一大特点。
1988年，宪法增加的两条修正案，就是为了确认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改革成果，对于仍在探索阶段的改革，则留待改革深化之后再予以确认。简言之，在推进改革中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宪法告别了斗争话语，转向用法制的方式拥抱改革。宪法的功能也从被动确认改革成果逐渐发展为能动规范改革进程。
所以，不断确认改革成果就成了八二宪法的必然命运。任何改革都不能违反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这是国家任务对改革的消极性约束。
如果忽视宪法中有关改革的规定，偏离宪法搞改革，不仅会让改革的方向不够明确，更会制约改革的动力。第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人们对宪法权威的期待越来越高。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就是改革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脱离法治轨道的改革势必对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侵蚀。